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历时三百七十一天，堪称又一次波澜壮阔、气壮山河的伟大长征。

  1947年，面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，毛泽东胸怀全局、审时度势，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于 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，转战陕北，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北，前往西柏坡。历时1年零5天，行程2000余里，途经12个县(延安4个，榆林8个)，驻留村庄38个(延安5个，榆林33个)。开过三次重要会议，直接指挥了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、沙家店、宜川五个战役，两次攻打榆林，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，彻底扭转了陕北战局。并“在世界最小的指挥部里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”，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，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历史转折。

    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，中国人民渴望和平、反对内战的呼声从未如此迫切与强烈。但国民党政权自恃人力、物力与兵力的优势，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，并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了针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，全面内战从此爆发。可在针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严重受挫之后，蒋介石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愈加不足的被动困境，就开始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起了重点进攻。接下来，我就简要介绍一下毛主席和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来龙去脉。

    自1947年3月开始，国民党军队投入了胡宗南等部25万人的兵力，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。为了将国民党军中的唯一机动主力牢牢拖在陕北，用来减轻全国其他战场上的压力，毛主席高瞻远瞩、力排众议指出：“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，这里人民、地势均好，甚为安全。”放弃延安是为了收复延安，还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，进而做出了转战陕北的重大战略部署。

    从1947年3月18日到1948年3月23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历时三百七十一天，前后行程1000多公里，堪称又一次波澜壮阔、气壮山河的伟大长征。

    敌人重兵压境之下，在当时的解放军总部驻地王家坪，毛主席谈笑自若、细致筹划，和与会人员一起讨论分析了全国形势以及陕甘宁边区的现状，还要求对撤出延安问题做好干部、群众的思想工作，随后和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于18日晚八点从容不迫地主动撤离革命圣地。

    3月29日、30日，党中央在清涧县召开了枣林则沟会议，决定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留在陕北，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，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；刘少奇、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，前往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。之后在４月１１日，又决定由叶剑英、杨尚昆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，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、统筹后方工作。

    此后为了便于行动、避免敌军追踪，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、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，号称“昆仑纵队”，统归“直属司令部”指挥，先后以“三支队”“九支队”“亚洲部”等作为代号。并且由任弼时任司令，化名史林；陆定一任政委，化名郑位。毛主席、周恩来分别使用李德胜、胡必成的化名，表示解放战争必胜、中国革命必成。此前中央军委也已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，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、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，共同到前线指挥作战。

    在那些急难险重的日日夜夜里，毛主席和党中央跋山涉水、栉风沐雨，历尽磨炼、坚韧不拔，辗转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镇。行进路线按前后顺序大致为延安市、延川县、清涧县、子长县、清涧县、绥德县、子洲县、子长县、靖边县、安塞县、靖边县、横山县、子洲县、绥德县、米脂县、佳县、米脂县、绥德县、佳县、吴堡县。行军队伍经常遇到三难：一是行军难，二是吃饭难，三是办公、住宿难。但所有中央领导人都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，长时间以黑豆、秕糠、野菜充饥。艰苦的行军、繁重的工作、清贫的生活，使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期间都消瘦了许多。除此之外，中央前委还曾多次遇到重大险情；但毛主席既胸怀坦荡、又神机妙算，全都做到了化险为夷，而其中的两次经历最为惊心动魄、堪称千钧一发。

    第一次是在靖边县和安塞县之交的王家湾。6月8日，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，顺着延河北进，先头部队离中央驻地只隔一个山头，形势危急。毛主席当即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，当晚率中共中央机关冒雨离开王家湾，9日转移到靖边县小河村。但国民党军队接着又向这个村子扑过来，离村只有十几里。中央机关打算向西南转移，但尚未出村、大雨就下起来，小河的水位暴涨、把原有的小桥也冲走了，只能临时赶搭浮桥。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，敌人就在临近，队伍不能有一点光亮和声音，只能在大雨中摸黑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，终于在10日清晨安全到达了在山梁上的天赐湾。毛主席这是要制造一种假象，使敌人误以为前委纵队要向西南方向的保安（也就是志丹县）、陇东与野战军会合去了。只要把敌人调到保安，大家就可以安全地在他们背后好好休息。后来，主席还料敌如神地指出：“我们现在的位置，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。胡马勾心斗角，矛盾很深，各人都想保存实力，削弱对方，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，让我们钻了空子。”

    第二次是在佳县的白龙庙村到杨家园则之间。这其中要渡过五女河，但由于下雨之后河水暴涨，必须架桥才能通过。此时白龙庙方向的枪炮齐响，部队已与敌人交上了火。架桥工程很慢，战斗却越来越激烈。此时毛主席却提出一定要让秘书、译电员和文件先过去，这样才能确保和各个战场的联络畅通。随后坐在一块湿漉漉的大石头上，聚精会神地批阅电报。敌人就在南边10里的不远处，当中央纵队全部通过了这座架好的简易浮桥之后，不久小桥便被河水冲走了。甚至当毛主席在桥上爬行的时候，还能看到敌机的侦察行动，引起大家的一阵惊呼！后来为了赶往杨家园则，前委不得不又一次横渡这条五女河。当毛主席的小青马到达河中央时，从上游涌来了一股山洪巨浪！这匹马赶在危险到来之前，把主人安全送上了岸。毛主席却在事后笑道：“是洪峰救了我的命。”时任中央纵队参谋长的叶子龙曾经回忆：“越是面临危险，毛主席就越冷静，有时还要幽默几句，这是他特有的性格。他一生无数次历险，但总能转危为安，与这种性格有很大的关系。”

    在保卫陕北初期，西北野战兵团的主要作战部队为六个旅共2.6万人，兵力只有敌军的十分之一，在数量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。但党中央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，实行诱敌深入、大打人民战争，采取“蘑菇”战术、集中优势兵力，最大限度地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。通过在陕北高原的盘旋打转、牵着敌人进行“武装大游行”、并趁其疲惫不堪的时候，于3月25日、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抓住时机，连续进行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三次战役，共歼灭胡宗南部约1.4万余人，稳定了西北战局。而毛主席在千回百转、艰苦跋涉的行军途中不断开创新局面，亲自指挥、指导、批示了这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展开部署，进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的胜利信心。尤其是8月20日结束的沙家店战役终于扭转了西北战局、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，西北我军也从此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。毛泽东、任弼时、周恩来都亲自到西北野战军驻地表达祝贺，主席更是生动地说道：“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，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。用我们湖南话来说，打了这一仗，就过坳了。”

    纵观全国形势，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这一段时期，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纵横万里、运筹指挥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关键时期，从而铸就了一段气魄更加宏大的军事传奇。国民党的相对优势逐渐消耗殆尽，而共产党的相对优势则开始崭露锋芒，中国革命由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。7月21日至23日，中共中央就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，毛主席提出了“对蒋介石的斗争，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”。此后还采取以主力打到外线去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，调动敌人回援后方、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，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。尤其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、经营中原战略为重点，形成了“三军配合、两翼牵制、内外线密切配合”的战略进攻态势。

    随着战争局面的愈渐明朗，毛主席因势利导，于10月10日在佳县神泉堡起草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，提出了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口号，立刻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。随后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“十二月会议”上，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制定了党的行动纲领。从十大军事原则、三大经济纲领再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，无不蕴含着毛泽东关于这万里江山的大思考大方略。主席在会上高兴地宣布：“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。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。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。”而作为会议的讨论成果之一，还提到有关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的正式名称，更加预示了未来新中国的曙光初现。总之在这段时间里，毛主席关于军事、政治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就硕果累累，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愈加深远，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座富矿宝藏。

    1948年3月23日，在人民军队于陕北胜局已定、全国将要进入战略决战的大势之下，中央前委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艰苦转战，从吴堡县川口村的园则塔渡口出发、东过黄河、前往华北，继续指挥解放战争。而就在中央东渡黄河后的4月22日，西北野战军终于收复了延安，革命圣地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回首这段岁月，毛主席、党中央不仅要随时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，还要努力克服恶劣自然环境和各种艰难困苦，充分展现了非凡胆略、坚强意志、卓越智慧与超常毅力，不断生发出惊天逆转和神来之笔。周恩来同志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到：“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。”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hsxhwh.com/?jiaoyu/h1/819.html 转载请注明出处!